即使按照乐观的预期，到2030年，中国仍然会有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些生活在农村人口的总体特征，一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二是劳动强度不断下降，闲暇时间进一步增多；三是相对社会处境越来越差，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的张力越来越突出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同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为开端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一方面迅速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衡。在今天的中国，除非说明是在什么地区的农村，我们不能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农村概念。

当前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文化、种植结构、聚居结构等各个方面。因为农村本身的非均衡，就使得同样的中央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农村实施的结果，会有相当地不同，其中在一些农村地区取得成效的农村政策，正好在另一些农村地区遭到极大失败。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自上而下发起消灭空壳村的运动，在东部的一些地区真正做到了乡镇企业的第二次创业，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仅留下巨额乡村债务。再举例来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不再允许乡村组织介入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在有一些农民传统组织发达的地区，民间的合作力量被动员起来，代替了乡村行政组织力量退出后留下的公共权力空间，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公共事务，包括共同生产环节的大部分事务。但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乡村组织退出之后，民间的合作力量却无法动员起来，填补乡村组织留下的公共权力空间，由此带来严重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因此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恰恰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的途径，来自各种各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区农村实施差异的研究。比如我们可以抽象掉地方行政在实施中央政策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而仅仅考虑中央政策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实施效果的差异，我们很容易就在中央政策、政策实施后果和农村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即中央政策是没有差异的，在不同农村地区，政策实施后果却是很不相同的，造成这种政策实施后果不相同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村社会本身的非均衡状况。如果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村政策在全国不同类型农村实施后果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就容易发现，同一类农村在实施不同中央政策时，都会产生与另一类农村实施中央政策时的不同偏离，这种偏离，就正好反映并测度出中国农村的区域非均衡状况。

通过分别出农村政策(法律、制度)的一些方面(如农民自治制度、农民负担及税费改革政策、农村调解制度、农村医疗制、农村老年人权益及农村水利制度等)，来对不同农村地区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农村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及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将是一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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